秘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发现，相较于“频繁与商人、文化学者打交道”，中联部组织的参访，往往深入中国庞大政治体系的毛细血管。（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
在开往宁德霞浦的高铁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接受媒体采访。（中联部信息传播局供图/图）
整整7分零5秒，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举着手机，一直未放下。他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年前与赤溪村村民连线通话的视频，完整地转录了下来。这位去年刚上任的大使，正努力记录中国扶贫的每一个细节。
2020年10月13日，一阵小雨飘过赤溪村的上空。村民们用白茶、畲族山歌，迎接包括佩雷拉在内的近30位驻华使节。
1984年，一封反映赤溪村下山溪畲族自然村群众贫困状况的“读者来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引起中央关注。全国性扶贫攻坚工作于当年拉开序幕后，这个位于福建宁德磻溪镇东南部的村落，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
佩雷拉一行到达后，村党总支书记杜家住专门把外宾请到了保留着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人民会堂里，舞台两侧红幕低垂。“当年附近几个村都有人民公社，现在就我们保留下来，2013年还翻修过。”杜家住的脸上写满自豪。
前一天，佩雷拉还在福州参加了“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主题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共同举办，线上和线下发言相互配合。
围绕各国如何脱贫、政党间如何合作等议题，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约四百位政党代表、驻华使节展开了长达4个小时的讨论，除了到场的近30名驻华使节，其他人员都通过线上出席。
会后，埃及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向中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经验是现成的，为何不学？”
这并非中联部第一次对外讲述中国脱贫故事。早在2017年4月，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就作为省级“一把手”，在中联部举办的宣介会上直接面向外宾，聊起了云南的精准扶贫。
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中联部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络。2020年，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即将收官，由负责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部门召集多国政党政要、驻华使节讨论贫困议题，是在向世界各国释放希望就相关问题进行政党合作的信号。
政党间交流更为“抽象”
研讨会召开之前，中联部先安排与会者参观了福州市行政（市民）服务中心，该中心管委会主任张晓容介绍道，“一栋楼办公，一条龙服务，多项事务可实现秒批”。
交流处处体现着理念的多元。当张晓容向参观者演示如何用身份证自助打印社保证明后，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格里戈尔·波罗扎诺夫疑惑，是不是每个人的信息都录入大数据系统。而非洲的代表则提问，整个市民服务中心里，哪些项目是不需要收费的。“拍照、打印和茶水。”张晓容笑答，“单是拍照一项，每年就能给市民节省总计2000万左右的开支。”
政党层面的交流往往更为“抽象”，秘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发现，相较于“频繁与商人、文化学者打交道”，中联部组织的参访，往往深入中国庞大政治体系的毛细血管，“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运作”。
2020年10月13日，线下与会使节在福建省宁德市参观了“摆脱贫困”主题展览。为了满足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脱贫攻坚的故事，讲解员李启提前一个月就拟好讲解提纲，“少谈成就，力道使在如何一步步摆脱贫困上。”李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即便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但在讲解前一天，她又对讲稿进行了第五次修改，“加入不少故事，避免讲述教条化”。
不过，在理念碰撞的场域中，多元永远是底色。
研讨会线上发言者遍布世界各地，从最西端的意大利到最东端的古巴，几乎横跨一个地球。研讨会开始前，福建省外办工作人员提前一小时，一对一，让每一个参会者调整摄像头位置，避免出现逆光、人像歪斜的情况。而开会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从大屏幕闪烁的画面上留意到，有数百名外国政党代表围观。
就贫困线的设置，各国划定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尼泊尔共产党中央书记主张的标准是1.9美元，而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总书记则认为应当是5.5美元。
“很难复制，但可以借鉴”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研讨会上发言说：“中国连续7年年均减贫1000万人以上，创造了全球减贫奇迹，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我们将与各国政党加强交流对话，不断增进国与国之间、政党与政党以及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在宁德待一个星期。”有大使向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表示，时间仓促，还没学到宁德扶贫的“精妙”之处。此刻，郭锡文刚刚用PPT向外宾汇报完宁德扶贫的历程。
几乎每一个与会外宾，都祝贺中国将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他们用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说着在中国耳熟能详的“久久为功、弱鸟先飞”，并表示愿意从“中国实践”中吸取养分。
在“宁德故事”分享会上，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建议，“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向世界特别是友好国家分享减贫经验”。中非共和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乔纳森·贝朗表示中方应该更多向外界介绍宁德扶贫模式。对此，中方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愿意同各国就摆脱贫困进行经验交流。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9年底的0.6%，数十年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已累计使7.9亿左右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实践”在于有实践经验，但结合各国国情，到底哪些经验会被采纳？
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孔波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很难复制中国的模式，但是愿意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孔波雷认为，千年的发展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实践具有本土性，“非洲需要在探索中走适合的模式”。
参访过程中，穆罕默德·巴德里向张晓容要了提升政府能力的宣传册，准备寄回埃及，格里戈尔·波罗扎诺夫则期望能与新能源开发公司的负责人“认识一下”。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大使，非洲的大使们发言更为积极。纳米比亚驻华大使表示：“我们现在不想学跳舞，也不想学种茶。”这位来自非洲西南部、国境中拥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奇景的大使提出请求：“让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来中国学习取经吧！”
如何解决相对贫困
世界银行曾预估，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将约有1亿人口重返极端贫困。一味肯定中国的成就并不是研讨会的主旋律，不少代表就提出：当中国实现脱贫攻坚之后，如何防止返贫？又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2020年5月14日，“后扶贫时代”出现在广东省清远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面对缺乏稳定性的新脱贫户和亟待解决的相对贫困户，在“后扶贫时代”，不仅要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也要注重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除了脱贫工作本身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外，在中国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中，“中国实践”也收获了更多的认同。佩雷拉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扶贫问题可能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话语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认为，贫困不直接等同于个体经济问题，教育、健康、社会制度的维度不容忽视。因此，“中国的扶贫话语实际上绑定了独特的家国叙事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
姬德强还发现，在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上，如果过于凸显背后的政治因素，往往会被国际社会的偏见所扭曲，从而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尝试做做减法，让去语境化的个体、技术和村庄亮相，把关注的重点放回联合国减贫目标这个‘最大公约数’上来。”
在“摆脱贫困之路”主题展的参观团中，有外宾看到杜家住也在，他们热情邀请杜家住在写着“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头前合影，拍照时，外宾还特意提示，要把“赤溪”两个红色大字拍到。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转载自《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wap/#/content/193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