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一反传播学界的主流范式，主张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传播学，以传播仪式观为学术堡垒，极力反对传播的传递观和技术决定论。凯瑞主张重构传播学的目的和本质，以文化符号的共享来建构共同体。虽然这种反主流的范式与理路为传播学界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框架和思路，但本研究表明，凯瑞只是狭隘地认识到建构共同体的传播维度，传播仪式观只是其中之一，发挥着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整合作用，而不是唯一的维度。建构共同体，除了传播仪式观，凯瑞所反对和批判的传递观和媒介观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本研究旨在用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去探索共同体建构的传播观问题，认为传递观、仪式观和媒介观三者的互构推动了共同体的建构，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路径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詹姆斯·凯瑞；传播观；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晶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原载自：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16(4) October 2020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该观点对当时主流传播学范式——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提出了挑战，并出版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作为佐证自己观点的阵地。凯瑞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切入，旨在重构传播学的目的和意义，阐释以文化符号共享作为传播学本质的意涵。在凯瑞看来，从重视空间和控制的传递观转向重视时间和符号共享，可以避免经院式的和裹足不前的研究。凯瑞以文化研究为武器，在挑战传播学主流范式的同时，也对技术决定论进行了批判。由此凯瑞所要达到用符号去创造一个凝聚人们情感的共同体。但是，仅靠传播仪式观去建构共同体未免有些狭隘，或者说是理想化。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程度会导致信息传达的速度和范围产生差异，由此也会阻碍文化符号的共享过程。所以，对于共同体的建构，应该超越凯瑞的狭隘，把传播仪式观和他批判的媒介观结合起来[2]，用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视野看待三者互构的过程，以此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启示性作用。
一、詹姆斯·凯瑞学术观的阐释
詹姆斯·凯瑞以一位反叛者的姿态介入到的传播学研究中，批判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旨在突破传播即传递的隐喻，把传播学研究带入新的领地。凯瑞认为，“学术研究中往往是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3]总体而言，凯瑞的研究以传播仪式观为新的本体展开研究，撇开传递观，同时以此为武器对电子至上论或技术决定论进行批判，最终的理想在于以文化符号共享去“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所以，他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改造（transformed）的符号化过程”。[5]这种只以传播仪式观建构共同体的观念是否具有狭隘性，我们必须从影响凯瑞学术观点的思想动因谈起，然后对其学术观点进行历史定位，最后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理解凯瑞以传播仪式观对建构共同体的观点，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位对凯瑞影响至深的人：约翰·杜威和哈罗德·英尼斯。杜威的名句“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是凯瑞对建构共同体观点的直接思想来源。他认为在杜威的论述中存在“共享”、“参与”、“交谈”之意，并以杜威与李普曼的论战反衬了这些意涵的重要。杜威坚持认为，“我们不是既定世界的观察者和旁观者，而是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参与者”。[6]以此为起点，凯瑞认为传播传递观存在“控制”的因素，以效果研究为主的传统研究范式存在破坏参与、绑架受众选择权利的意味。所以他认为传播一词应该摆脱“控制”的枷锁，与“分享”、“团体”、“拥有共同信仰”等词语相连，从而反映出“共同体”（community）的意旨。在凯瑞那里，共同体是由文化符号的共享建构，并由词语（word）和地图（mapping）所表现，这也是他认为传播的本质所在——”我们先是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我们又栖息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7]所以可以看出，凯瑞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杜威的思想，把交谈作为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把参与作为实现民主的积极方式。如果说占据传播学主流范式的传递观是为了提供信息、改变态度、说服他人或重视效果以扩大传播的空间，那么凯瑞希望以一种“去控制化”的平等参与去建立共识，以在时间上对社会秩序进行确认和维系。
至于哈罗德·英尼斯，是凯瑞批判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源头，并且他专门以一篇《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英尼斯》的文章向英尼斯致敬。凯瑞认为持有技术决定论者所秉承的信仰是把传播技术（媒介本身）从传播的从属物上升到首要动力（prime mover），进而成为人类的救世主。凯瑞认为英尼斯虽然意识到技术力量的强大，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新技术实现了帝国的扩张和权力的强化，但如果过分倚重传播技术的空间偏向却会阻碍人际间的交流，甚至是束缚文化或文明的发展或延续，导致共同体不会长治久安。于是英尼斯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是“只有通过可以减少现代技术的影响，培育艺术、伦理好政治领域，才能避免文化的消亡……口语传统就是强调对话、辩证法、道德标准和形而上学，而这些则是现代技术的对抗力量”。[5]沿着英尼斯的观点，凯瑞认为现代传播媒介具有一种共同的效果：”它们扩大了接收的范围，却缩小了发布的范围”。[6]大量受众只是被动的接受媒介传播的信息，而没有参与其中，媒介的技术性控制与扩大空间的能力是不利于共同体形成和稳定的。简言之，技术决定论只是一个简单地提升空间能力的技术性事实，而忽略了时间的问题。只有恢复交谈（conversation）的传统，才能克服技术的空间偏向，才能使人类避免进入技术性驱邪（exorcism）的旋涡中，才能在时间的维度中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共享，这样形成的共同体才是去功利主义和去道德虚无主义的。
由此看出，杜威和英尼斯对凯瑞影响深刻，形成了他对建构共同体的关键词：时间、仪式、文化、符号、交谈、共享。对凯瑞来说，传递信息远不是传播的根本目的，共享和传承文化符号、维系社会情感才是传播的本质。只有如此，共同体才能在时间的维度中日益稳定。
应该看到的是，凯瑞是在美国传播学，具体而言是在传播效果研究裹足不前时带来的传播仪式观，旨在揭示传播中通过文化符号共享以建构社会秩序的内涵。刘建明和徐开彬总结归纳后认为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主要有两点含义：”（1）仪式是文化的最佳体现，而文化序化了人类生活，因此仪式也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序化。（2）传播是文化的首要因素，而传播具体体现为会话，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礼仪，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1]]所以说，凯瑞在尽力摆脱传播传递观中权力隐喻的束缚，从工具性的传播观转向文化对话的人文主义传播观。正是因为如此，凯瑞害怕工具理性占据人类传播活动的主阵地，也可以说是出现了尼尔·波兹曼所认为的“文化向技术投降”的焦虑，于是开始反对技术决定论。正如曹然所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本身亦可用作破除‘技术乌托邦’等迷信的思想武器，后者时常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却无一不以“参与式民主”相号召。在“传播的仪式观”的启发之下，今后如何更有效地识别这些形形色色的鼓吹、宣言，这也许可以成为继续研究的方向”。[11]
简言之，凯瑞担心共同体遭到权力和工具理性的侵蚀而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其观点对共同体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警示意义。总之，”凯瑞传播’仪式观’的提出刺穿了由传统的经验主义学者所设置的厚厚帷帐，在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重新构建传播研究的标准时，凯瑞的思想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本人也成为了当时媒介研究理论复兴的一个主要推动者”。[12]
凯瑞的视野显然更加宏观，力求推动传播学研究向更加开阔的视域发展。但是，排斥传递观和批判技术决定论的凯瑞，是否仅凭传播仪式观真的可以建构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呢？或者说，靠一种传播的观念就可以解释现实世界呢？这一点存在很大争议。凯瑞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带来了新的阐释视角，但对于建构共同体来讲，他略显狭隘。简言之，他只是用“不是…就是…”（either or）的角度看问题，而忽视了“两者兼具”（both and）的重要性[13]。经过梳理，对凯瑞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杜威的观点中不仅有仪式观，也存在传递观的成分。胡翼青和吴越认为，”杜威关于传播和传播技术的看法，不仅有仪式观的色彩，也有传递观和控制观的色彩，它们是并存的。从杜威的各种文献来看，他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后两种含义”。[14]既然没有看到杜威观点中的两重性，那么凯瑞的狭隘就在所难免了。当我们审视传播的过程，传递观执行着传播最基本的功能——信息传递。为了使信息能够准确传播到受众那里，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基底建构起来的传播模式确实存在控制的含义，也因控制的存在而产生了某种以媒介为中心的权力。而仪式观强调的是“去中心化”，以平等和参与代替控制和权力。但从实际看来，仪式观并没有跳出控制的逻辑。胡翼青和吴欣慰认为，”凯瑞完全没有借鉴仪式一词的人类学宗教学的意义，而只是注重其社会学尤其是社会控制向面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通过隐喻化的方法抽空了仪式本身的丰富内涵，使其从文化取向走向了社会功利取向”。[15]其实传递观和仪式观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而应该是一种递进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媒介在不滥用权力的情况下，良性控制信息传递是一种直接的有效知识传达，人们只有接收了直接性知识才能过度到下一阶段——情感体验，也就是凯瑞所说的文化符号的共享。概言之，就是媒介经过良性控制后使信息位移产生的情感维系和身份认同，才能建构稳定的共同体。所以，离开“表层信息传播（传递观）——深层意义共享（仪式观）”去建构共同体无疑是天方夜谭。
第二，没有给予传播技术应有的角色和功能。凯瑞批判技术决定论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只是表达了批判的情绪，只是呼吁将电子至上论“去神秘化”，而没有阐述传播技术的发展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凯瑞认为，”未来主义者强调的是即时效应和传播中跨越空间的速率，由于对大规模与高速度的重视，它遮蔽了公众对社区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思考”。[16]按照凯瑞的思路，“共享”或“分享”的观念在技术崇拜或电子神话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方面讲，凯瑞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批判技术决定论没有错，毕竟技术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但其产生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不应被忽略。比如当前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的崛起，议程设置权下放，世界也在日益扁平化，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解决媒体近用权差异的问题。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网络社区的形成，分享或共享信息已经唾手可及。所以，”社会不可以没有技术,必须以技术为前提,才有对技术的社会建构”。[17]谌知翼和宗益祥以社交媒体回望仪式观，认为社交媒体技术实践与仪式观在交互性和平等参与性方面具有天然的贴合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技术是在推动符号共享的发展，促进稳定的共同体的建构。所以，对于传播技术的看待，虽然其不是建构共同体的决定因素，但不能像凯瑞那样只是进行批判，而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由此可见，对于共同体的建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而应该把传递观和媒介观纳入进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超越凯瑞狭隘性的一次尝试，也是对建构共同体搭建一种阐释性框架。
二、共同体建构的三种传播观互构
传递观、仪式观和媒介观三种传播的观念，从不同的视野去解释传播的过程、模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诸多论战。论战的中心议题就是哪种观念能够更加有力的揭示传播的本质。本文无意去论述观念之争，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优势去讨论如何建构稳定的共同体，如何深达共同体的本质——与他者共在。本研究认为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三种传播的观念存在互构的关系：传递观保证了空间上信息的位移，强化了人际的联结，完成了对共同体的横向建构；仪式观保证了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有助于强化人们的认同感和弥合社会关系，完成了对共同体的纵向建构；媒介观因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提供了人们生存与生活必备的媒介环境，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三种传播观相互作用，为共同体的建构和稳定提供了必备条件。
把传递作为传播的隐喻，是传播学主流范式研究的立足点。传递源自交通、运输，指代人或货物的地点移动。在凯瑞看来，电报的发明，终结了传播与交通的统一性，但传递的隐喻并未改变。如果从传递观定义传播，凯瑞认为“传播是一个为了对距离和人进行控制而使信息在空间得以传递和发布的过程”。[18]简言之，信息位移的目的在于控制。这也就是解释了作为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从传播者那里发出的信息指令，包含了一定的意向，通过媒介渠道传递到受传者那里，通过产生的效果来判断传播者的意图是否实现，以及为下一次有效传播做准备。也就是说，传递观是很容易陷入到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过程中，尤其是传播效果分析已经成为当前主流传播范式最为显赫的研究，凸显了控制的意旨。”传播与控制是一个过程，要使这个社会更加有序，必须随时获取信息反馈，即时做出调整，适应新的变化（即自我学习），更好地执行控制者的命令”。[19]
从上述观点去理解的话，传递观的确具有贬义之意。因为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仅从信息传播者的角度考量，而不探讨其他传播要素，注定会出现诸如失序、伦理等问题，甚至会出现操纵的可能。但本文并不是评判每种传播观念优劣的梳理，而是运用其优点来助力共同体的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传播传递观的作用在于两点。首先，保证了信息在空间的位移。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实现了远距离传播，且速度呈现即时性，这就保证了共同体内部成员对信息的获取。尤其是在移动互联时代，媒介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转变，信息的空间位移由传统的放射状向网状结构演变，导致了共同体内部成员人际联结更加紧密。例如微信，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信息，点赞和留言功能使得身处数千公里外的好友都可实时看到并做出反馈。同时其建立社交群的功能，保证人们之间如果不能面对面交谈，便可以在网络共同体中完成了人际联结。
二是良性控制可避免受众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侵蚀。信息的传递不能毫无原则，否则就会走向失控或操纵两个极端。良性的信息控制是更有针对性的传播，是以受众（或用户） 为中心的传播，是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从而使信息传递精准化、人性化、个性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以网络直播为例。网络直播是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催生的传播形态。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止2019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达4.33亿。在网络直播中，主播依托平台运营商通过主题选择进行建构自己的“社群”，通过传递信息资源，和强化通达受众的广度和深度，以增强“社群”辐射面积来提高自己作为“社群中心”的权威。如果主播一味地只顾个人利益，滥用传递信息的权力，而伦理被搁置一旁，也就出现了直播内容低俗、女主播衣着暴露、隐私被公开、观众与主播间的言语挑逗等伦理失范行为。2016年11月4日，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第九条明确指出，“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利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20]这样有助于净化网络直播环境，推动其成为绿色、安全的信息交流平台。
如果说传递观重于信息在空间的位移，那么传播仪式观的侧重点在于时间轴上文化的传承，从而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以获维系情感和凝聚社会。“从本质上说，传播也是基于各种符号与客体的互动、沟通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和文化仪式”。[21]因此凯瑞认为，“传播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22]也就是说，传播仪式观创造了共同信仰，以便确认“我是谁”的重要身份认同。这是代际之间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是弥合社会冲突的重要路径，更是建构和稳定共同体的重要根基。例如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国庆节前，微信发起了头像加国旗的活动，以可以在微信头像的右下方添加一面小的五星红旗。这是在时间上对社会共同体的维系，以五星红旗为文化符号，显示出爱国、奋斗、忠诚、自豪等内涵，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跨越几代人对祖国的认同。这是社交媒体以国庆为契机创建的仪式活动，五星红旗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集体记忆，饱含了“我爱你，中国”的爱国情感，承载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集体记忆与文化共享，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实现代际间的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
传播仪式观可以通过媒介塑造事件的能力来实现。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发现了媒介事件理论，他们认为“我们把媒介事件看成假日——它使某些核心价值或集体记忆醒目”。[23]他们把媒介事件分成了“竞赛”、“征服”和“加冕”三种脚本，以此打破了人们的日常收视习惯，把家庭变成了仪式空间，通过媒介进行节日体检。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看，媒介事件是通过电视塑造了“社会中心”，并使之自然化，受众在不经意间通过所谓“邀请”的方式介入，加入到为“共时”、“同在”的狂欢中，凸显了电视的威力。“在大众仪式的范畴内——一种新的媒介的引入如何能够不仅转化一个“信息”，不仅转化反应的性质，而且转化整个社会关系结构”。[24]这就又回到了凯瑞那里，凯瑞认为“传播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传受过程，媒介不仅仅是中立的信息载体，这只是传播的部分表象，传播的本质在于通过具体语境下的符号互动或文化共享，以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传播与文化一样具有社会序化和凝聚功能”。[25]
2019年10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hina Media Group）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活动进行了直播。可以说，这是中国主流媒体以此国庆阅兵为主题塑造了重要的媒介事件。由此媒介事件干扰了受众的正常收视习惯，从10月1日早晨开始锁定国庆阅兵直播，直到庆典活动结束。此重大的媒介政治仪式事件由一系列符号构成。孙卫华和肖爱丽认为，“理念共享要通过传播来实现，而实现这一作用的途径，即是在信息传播中创建适宜的符号体系”。[26]他们把阅兵仪式分为四种符号，即“地点符号、人物符号、器物符号和声音符号，从这四种主要符号的表现分析符号的共时性如何满足阅兵式的传播意图”。[27]在这样的符号体系下，受众与现场仪式产生共鸣：作为地点符号的首都北京和天安门广场成为国家形象和政治权力的象征；作为人物符号的国家领导人、受阅部队和游行群众，代表媒介事件的重要行为者，推动整个仪式的进程；作为器物符号的五星红旗、毛主席画像、孙中山画像、检阅部队的用车及车牌[28]，游行花车等，唤起了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革命史和发展史的共同记忆，对革命先烈的无比崇敬，对当前幸福生活的喜悦，以及对未来中国发展的美好祝愿；作为声音符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主席讲话等，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展现民族团结、爱好和平的大国风范。通过该符号体系，使得全国人民对政治秩序和传统文化的重新确认与认同，在共享和共识中强化社会共同体的稳定性。
由此看来，传播仪式观是在更加宏达的文化背景下去探究传播的意义所在，通过寻找共享的符号来作为联结方式，保证其在时间上的维系。正如凯瑞所说，“无论社会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的细节如何，通过传播、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社会（或我们最熟悉的事物）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造”。[29]
媒介分析作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分支，是指对媒介技术本身的分析。具体来讲，就是对媒介技术的特征、功能，以及其对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长期以来，传播学的主流研究领地在于对传播内容，以及其对受众产生的传播效果进行研究，成果颇丰，而媒介分析的地位则比较边缘。但随着传播技术的突破，以此推动大众传媒业的兴起，学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媒介技术本身的变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与转型的互动。张咏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以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促使传播学诞生的直接推动力”。[30]所以，媒介观即为人们看待传播实践增添了多元的视角，也成为推动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把媒介观与建构共同体相连绝不是秉持技术决定论去切入，而是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传播技术演进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密切关系。英尼斯应该说是媒介分析的第一人，他发现了传播技术的时空偏向性，并以此与社会权力、体制的关系进行阐释。“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社会体制的形态，它不但开创了人们交往的新形式，发展了新的知识结构，而且常常转移权力中心；社会权力的竞争离不开新的传播技术形式的竞争”。[31]英尼斯认为，建构稳定的共同体，必须需求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媒介之间的平衡。在他看来，“能否克服过分强调时空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的媒介偏向，关系到大规模的政治结构能否继续存在”。[32]所以，英尼对书写文化与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带来过分发展偏向空间的媒介的担忧。“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他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33]他主张恢复口语传统，以对抗机械化大规模复制时代所释放的负面能量。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学说可以说是对英尼斯观点的重要承接。他既把传播技术作为人类发展史的重要动力，又把其演进至电子时代。可以说，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大唱赞歌。他把媒介技术与人的感觉相联系，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冷热媒”、“地球村”等概念。他认为在印刷时代突出了人的视觉，其他感觉被封闭或置换。个人可以通过文字印刷品进行思考，从而打破了原有感官上的平衡，并脱离原有社区活动，在口语传播时代构建起的部落从此解体了。在电子时代，人的各种感官重新被调动起来，并恢复了平衡的状态，在印刷时代被解构的部落又重新“部落化”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麦克卢汉笔下的“部落”就是共同体。电子时代的来临，尤其电视的普及，声画合一的技术带来了现场感和形象感，人们可看可听可了解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事件，感官上的平衡使得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重新感受到田园牧歌式的交往，从而推动了共同体的建构。
尽管麦克卢汉的学说存在技术决定论和一些概念模糊的缺陷，但他已经在暗示了媒介融合时代（Media Convergence Era）的到来。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轮子的世界，而是一个电路的世界；不是一个分割肢解的世界，而是一个整合模式的世界”。[34]尽管他的思路还是停留在电子媒介时代，但是“整合模式”似乎在暗示未来的媒介会朝着不断融合的方向发展。的确，互联网的出现使麦氏的预言成为现实，网络技术革命催生了新的传播形态，促使了信息社会的来临。互联网作为超媒体，集传统媒体的优势融为一体，并克服了传统媒体的缺陷，加快了存储、检索、传递、接受信息的速度。当前，移动终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移动互联的出现串联起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例如社交媒体的崛起，议程设置权下放，网络用户可以自己设定内容并发布，呈现出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个性化的特点。正如卡斯特尔所认为的，这是“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的时代。社交媒体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就是交互性增强。大众传媒的反馈不及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线性传播模式。社交媒体打破了这一弊端，微博、微信中的留言，网络直播中的弹幕技术等，保证了反馈的及时，增强了普通民众对媒介使用的参与度，从而深化了对虚拟社区的认同。概言之，移动互联技术推动了媒介的深度融合，继续使“部落化”的群体内关系不断强化，从而驱动共同体的建构。
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三种传播观建构共同体旨在通过传播协调或强化群体内部的关系。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球化时期整个人类的命运。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日趋模糊，全球旅行带来的全球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得到集中而强烈的反应。打破国家或民族对立、贸易保护主义、文明冲突是事关人类前途的刻不容缓的议题。中国给出的重要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是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发出的，是对由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的一种回应，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贡献的中国智慧与方案。该倡议在2018年3月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贾文山和纪之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适应时代潮流，是由单一个体到多元主体的过过渡，体现了尊重联系和差异的间性思维与交往理性”。[35]那么如何使构建这个超越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关乎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体理念让全世界人民所理解，这是一个全球传播的命题。反过来，是否做好全球传播，直接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路径关键在于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理解中国故事，是在跨文化领域寻求对话、协商与沟通。贾文山和纪之文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策略核心是“由通到化”，这与本文所指出的三种传播观的互构助力共同体建构的观点存在一致性。传递观保证了“通”，仪式观实现了“化”，而媒介观则提供了对话沟通的多元平台。
讲好中国故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全球传播策略，就是谁在讲、讲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讲、讲给谁听和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是传播传递观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但如果仅仅保证这以套用拉斯韦尔“5W”建立的传播模式，很难说明传播的双向流通的过程，很容易陷入到“一厢情愿”，或是被误解寻求“话语霸权”的境地。如此一来，信息传播只有“达”，而没有“通”，传播效果自然受限。如前文所述，传递观要以受众（或用户）为中心，进行良性的引导，超越狭隘的传播方式，不但求“达”，更要求“通”。“因此，不仅在狭义的传播领域中，更包括在广义的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领域中，发展新型人际沟通和国际连通范式，也就成为了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36]
例如在国庆节前后热映的电影《中国机长》，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影片中扣人心弦的剧情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是中国故事的优秀代表，也是展现中国民航形象，甚至是国家形象的优秀事例。通过影视传播，该片并没有把重点放在“灾难”、“悲情”，而是“放在对职业精神和行业规范的详细刻画上，超越了以往英雄孤单作战的神话叙事，而把更多目光聚焦在那些台前幕后的群体力量和无名英雄上，使得电影本身并没有完全沦为‘灾难片’，而是拥有了强烈的现实感与人文关怀”。[37]这是以一种讲述而非灌输的方式还原事件，是以展现人际之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人性闪光来抓住不同文明间的共性——以关注人和实现人的发展来作为文明对话之根本。所以，这部影片充分显示了新型人际沟通和国际连通的范式。这种新型人际沟通和国际连通范式不是秉持零和思维与观念，不是把文化的多元性变成一元性，而是在尊重文化多元的语境下，展开对话、协商、沟通，求同存异。
如果说传递观保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空间传递，那么仪式观则在时间上实现人类共同的文化符号共享，也就是贾文山和纪之文所说的“化”。“‘化成’，化成并非同化，是在间性思维视角下，克服相互的误解和偏见，化解冲突和战争源，进而寻求转化、融合和进步的过程”。[38]“化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同文明间经历一个不断扩大共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抓住和扩大不同文明间共同意义空间显得尤为重要。赵建国认为，“共同意义空间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图像等意义符号共同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背景”。[39]从这个角度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共享”的意涵，正是传播仪式观的题中之义，更是在谋求本国发展之时也要关注他国之发展，力求世界人民共享发展之红利。扩大共享意义空间，核心在于对话。对话是力图推进多元文明，是超越欧美的一元式策略，最终达到文明互鉴，和而不同。
在世界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要把其同其他文明或文化联系起来，不能只讲“我们”，而忽略他者。杜维明指出，“我们将真正理解，一个由不同的人和文化融合而成的绝妙的多样性整体能够丰富关于自我的认识。对话推动我们努力实现一个真正的包含所有人的共同体”。[40]例如要把“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同“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伊斯兰教义联系起来，互相尊重，找到共同点。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和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的可行的行动方案”。[41]。更深一步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是在谋求全球传播秩序的重建，不管是地理空间还是网络虚拟社区，信息位移的目的不是压服，而是对话；不是增加不同文明间的区隔，而是加强世界人民之间的联系；不是秉持文明中心论或文明冲突论，而是实现不偏不倚的共赢主义。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指导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通达的重要基础，是更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必由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方案，离不开多元化的媒体平台。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42]
制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策略，要顺应传播技术的发展态势，利用媒介融合释放出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的巨大能量。胡正荣认为，“将为中外文明间对话提供最清晰的顶层设计、最广泛的连接性、最丰富的数据储备、最优化的流程设计、最智能的实时分析和最便捷的对话空间”。[43]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百年巨匠》、《舌尖上的中国》、《穿在身上的中国》、《创新中国》等纪录片，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风貌，让世界人民更立体而深刻的理解中国历史、中国发展、中国创造。在新媒体平台上，例如《新闻联播》节目也在抖音新媒体平台上发布题为《主播说联播》的短视频内容。一分钟的短视频，主题鲜明，主播们通过转变姿态和语态，用饱满的热情和亲民的语气诉说中国人物、中国故事、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助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2020年3月15日，正值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此时境外新增病例超过我国本土，入境的中国公民增多，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并正确传达至关重要。在这一期的《主播说联播》中，主播郭志坚说：“考虑到当前的国际疫情形式，如果觉得国内更安全、更有保障要回来，那么回来时一定要主动如实报告个人健康状况，千万别隐瞒，瞒报害人害己，还涉嫌违法…祖国不可能不欢迎同胞回家，但国门是为同胞而开，而非病毒。大家都有责任把国门守好，把闭门羹留给病毒。“这就利用网络平台行使政治传播职能，能够安民心、去谣言、避恐慌。可以说，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优质的媒介环境下寻求主动性对话。
总结
基于对詹姆斯·凯瑞关于共同体建构的传播观阐释，发现传播仪式观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因此，本研究超越了凯瑞的狭隘，把他反对的传递观和媒介观纳入进来，并汲取三种传播观的优势，发现其互构促进了共同体的建构。传递观虽然存在权力与控制，但如果发挥其良性控制即引导的作用，可以保证信息有效准确地实现空间位移；仪式观在时间的维度实现了文化传承，以符号共享强化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媒介观则为共同体的建构与稳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以此作为基础，本研究还力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寻找路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模式已经愈加“陈旧”，需要一种新的理念适应当前形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呼之欲出。如何把这个重要的中国方案有效地传播到世界中？传递观与信息通达相连，仪式观与扩大共识相通，媒介观则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平台，由这三点策略为框架，促进对话、协商、沟通模式的成型，尊重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用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备注：
作者简介：李晶，传播学博士，现为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史论，全球传播与国家关系，体育传播。邮箱：641847805@qq.com；电话：13512986620.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48号。
[1] 这里提到“媒介观”，技术决定论也属于媒介分析的类属，但在本研究中提到的“媒介观”，笔者绝不是拥护技术决定论，而是把辩证地看待传播技术，把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驱动力。
[2]（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修订版）》，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3] 同上，第18页。
[4] 同上，第23页。
[5] 同上，第74页。
[6] 同上，第28页。
[7] 同上，第153页。
[8] 同上，第123页。
[9] 刘建明、徐开彬：《“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2页。
[10] 曹然：《“隐喻”与“技术”——凯瑞<为文化的传播>的一种解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59页。
[11] 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第26页。
[12] 严格来讲，在本研究中，詹姆斯·凯瑞缺少的是“三者兼具”的视野。
[13] 胡翼青、吴越：《凯瑞的“仪式观”：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第53页。
[14] 胡翼青 吴欣慰：《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15 年第5期，第115页。
[1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修订版）》，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5页。
[16] 陈昌曙、罗茜：《为技术决定论辩护》，《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9期，第97页。
[17]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修订版）》，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18]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19]http://www.cac.gov.cn/2016-11/04/c_1119847629.htm.访问日期：2020年3月28日。
[20] 董青、洪艳：《体育符号：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21]（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修订版）》[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页。
[22]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3] 同上，第251页。
[24] 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突破、局限和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6页。
[25] 孙卫华、肖爱丽：《仪式 传播的符号学解读——以 1949 年至 2015 年间我国六场阅兵式为例》，《当代传播》，2018年第4期，第13页。
[26] 同上，第14页。
[27] 此次阅兵的车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一辆车的车牌号为2019，一辆为1949。前者为习近平主席的检阅车辆，后者为空车，意为”让英烈所乘，这盛世，也让他们看见”。
[28]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修订版）》，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9页。
[29]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30] 同上，第53页。
[31] 同上，第56页。
[32]（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3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版）》，何道宽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34] 贾文山、纪之文：《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传播》，《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3期，第28页。
[35] 贾文山、刘宏宇：《从“五通”到“五路”和“四同”——管窥习近平沟通思想理论体系》，《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7期，第10页。
[36] 马薪蕊：《<中国机长>：这部灾难片的人文关怀更强烈》，《文艺报》，2019年10月9日第4版。
[37] 贾文山、纪之文：《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传播》，《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3期，第33页。
[38] 赵建国：《论共识传播》，《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36页。
[39]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40] 赵建国：《论共识传播》，《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41页。
[41]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26/c64094-30591124.html.访问时间：2019年10月30日。
[42] 胡正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基于数字时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9期，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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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人民网，2019年3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26/c64094-30591124.html.
Xi Jinping: Promote media integration and deepen development to consolidate the commo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People's Network,March12, 2019,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26/c64094- 30591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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