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贺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拉美共产党研究”（21AKS01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研究”（2021MYYA01）的阶段性成果
编者按：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10周年。10年前，面对深刻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深刻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10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更加美好繁荣的未来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刊记者贺钦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文明逻辑与中国方案，对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司芙兰教授进行了专访，并整理、翻译了司芙兰接受访谈的内容。
司芙兰（María Francesca Staiano），法学博士，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创始成员，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中国与世界力量地图”工作组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拉关系及中欧关系等。著有《中国法律及其国际投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等。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贺钦：司芙兰教授，您好!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您作为阿根廷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学者，如何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
司芙兰：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写入中国宪法。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会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例如，《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在第五部分专门阐释了“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第一部分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国政府近年来发表的所有白皮书都在强调这一理念的重要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偶然诞生的，而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中西方文明交汇交融的时代产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面临新的时代挑战和发展诉求。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贺钦：10年来，习近平主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拓展。您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与核心价值？
司芙兰：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多样性与统一性、混沌与秩序、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思考，是围绕中华文化重要概念“关系性”展开的实践哲学，诠释了“中庸辩证法”包容合作的内在价值。比如，汉字“仁”字音为“人”，字形由“人”和“二”组成，这表明人类“亲善友爱”的本性是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实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以人为本”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当代国际社会普遍交往所遵循的共同价值。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万隆会议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四项宗旨和七项原则。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邓小平“和平与发展问题”重要论述、江泽民“新安全观”重要论述、胡锦涛“和谐世界”重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实践指南。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致辞中所述：“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贺钦：您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思想界产生了哪些影响? 具体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产生了哪些反响与共鸣？
司芙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拉美国家人民寻求独立自主、国际合作、建立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历史夙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例如，以阿根廷学者胡安·卡洛斯·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和巴西学者赫利奥·雅瓜里贝（Hélio Jaguaribe）为代表的“自主理论”从南椎体国家的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自主理论”是知识融合的产物，吸收了中心-外围理论的思想元素，为拉美本土的“依附理论”与国际关系两大主流范式“现实主义”与“相互依赖”理论的对话搭建了桥梁。“自主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有两点共通之处。首先，关于国家自主性。拉美自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地域性，后殖民地国家被边缘化的历史境遇应得到理论校正。国家自主性是由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等变量决定的战略目标，主张以自主理论替代依附理论，通过构建国际新秩序，改变后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自主理论是强调“自主性”概念的南方国际关系理论，旨在研究主权国家行使自决权的能力。其理论前提是在南北对立的国际格局中，并非所有主权国家都享有自决权，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各国在不被控制或支配的情况下行使自决权的可能性。其次，关于国家发展。自主理论认为，发展是一个多维概念，不仅与经济因素相关，更与“人的发展”条件相关。社会文化融合与高水平的道德教育是国家自主发展的重要条件。尽管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但双方共同的经历表明，国家的自主性与发展密切相关。自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从“韬光养晦”角色转向更为积极的全球治理贡献者。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集团及其合作机制，还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与贡献。拉美自主理论提出“团结一体化”等全球法律秩序新概念，强调外围国家通过团结合作实现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从战略上看，这与和合共生等中国理念不谋而合。拉美地区构建团结一体化需要关照各国关系，在共生过程中维系联盟关系，推动构建维护国际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
贺钦：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层面，您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司芙兰：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国际团结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核心价值与联合国人权事业宗旨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为困境中的全球人权治理带来了希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世界人权发展和地球和谐共生，其重要性在国际峰会上被反复提及，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这是该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联合国安理会、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等多项决议采纳。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21号决议《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强调“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构建人人得享人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宪法上升为国际准则，既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期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更体现了中国对国际人权法的践行、对国际关系法治化的贡献。国际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法律共识和规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与践行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深度调整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之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注入了活力。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有利于为实现自身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应对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为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全球治理的特定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呈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共同体理念。例如，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与拓展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一贯智慧和领导力，尤其在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日益提升和政治分歧不断扩大的当下，为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逻辑
贺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崇高的时代使命。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司芙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新时代10多年得到了充分展现。
首先，“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发展领域创造的一个标识性、创新性概念。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是西方经济理论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而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概念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唯增长论”的理论局限，力图寻求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经济增长尽可能服务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生。
其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中国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和统筹兼顾的规划能力。在战略层面，既寻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立足于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具体政策领域，既积极扩大海外出口，又注重拉动国内消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再次，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步与比较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经历了西方现代化历史上的环境恶化之困。新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与法律层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视与改善。
最后，中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体现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精髓要义。绿色发展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相一致，是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时代产物。中国不仅作出了减排的国际承诺，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编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七卷第七章第1229-1235条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201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绿色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22年，中国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损害环境的个人及企业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还须履行赔偿责任。中国将“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典,体现了对公民基本人权——环境权的保护，顺应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潮流。
贺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这种民主形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
司芙兰：中国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务实高效。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中国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国家层面，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政治权利，避免了国家政治生活与普通民众生活的疏离与脱节。
中国的民主理念与经验正是西方民主所缺少的。西方民众逐渐沦为政治“看客”，仅仅作为电视节目收视率意义上的 “公众”或个人主义的、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消费者”而存在。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仅是形式上和制度上的民主，还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中国人民从极端贫困中解放出来，创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成就，深刻诠释了中国民主的有效性。
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道路。中国的民主是独立自主的民主，是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模式立足本国国情，传承中国独特的民主传统与思想，为世界上希望寻求自主发展与民主的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民主范式。中国将通过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扩大中国民主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贺钦：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您如何评价三大倡议提出的时代意义？
司芙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柱，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次级目标。
全球发展倡议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加速器，旨在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加强各国战略合作，达成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讲话，并提出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32项务实合作举措。截至2022年10月，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68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全球安全倡议旨在建立一个全面多维的安全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这一新安全观的实质是倡导共同安全观，尊重和维护各国安全；倡导综合安全观，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加强安全治理协调；倡导合作安全观，通过政治对话与和平谈判实现安全；倡导可持续安全观，通过发展解决冲突，消除不安全的滋生土壤。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特的人类学经验，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尊严。在文明的交流对话中，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得到尊重。中国5000多年文明使其能够超越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的差异，与其他国家及地区保持和深化合作。中国学者赵汀阳指出，中国基于“天下观”的政治传统及实践与西方社会基于“城邦”演化而来的“民族国家”体系与秩序截然不同。中国将自身定义为一个文明国家，并非偶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具有兼收并蓄的传统，而西方世界则倾向建立一种正面、直接、甚至近乎对立的关系。中华文明吸收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使得中国在政治、经贸、社会、文化等领域与世界各国人民保持着多元稳定的关系。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倡导文明对话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对话已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范式，通过对话寻求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认同，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和理解，扩大共识，消解冲突，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指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贵贱之分；要呼吁有关国家放下傲慢与偏见，摒弃‘文明冲突论’的谬论，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也提到，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最重要的是承认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
阿根廷学者哈维尔·托尔卡奇尔（Javier Tolcachier）认为，“文明对话”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因为它反对一切鼓吹热战冷战的危险想法和不断将人类推向战争冲突的老路死路。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贺钦：10年来，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国别到地区、从双边到多边，在各领域、多层次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担负的大国角色与责任？
司芙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涉所有层面的合作，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国际法意义上的规范基础，为所有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国际交往准则意义上的可行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起点；另一方面，它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主张。这次修订既体现了中国宪法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国际主张上的更新，更体现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和中国的主动作为。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随后，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2015年3月，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提出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重建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联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方案，是国际合作的新范式，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一带一路”倡议是西方传统援助合作模式的替代方案，其对实体经济的强调超越了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以金融投机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解构了强国和弱国的传统角色划分，让长期被国际法规忽视的南方国家人民有了发言权。“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凸显了被欧盟视为“灰色空间”的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性。在拉丁美洲，中国日益成为推动地区平衡、整合地区发展的新主角。
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两大重要平台。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旨在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协同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上海合作组织认为，只有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反对外部干涉和单边主义，才能推动各国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上海合作组织倡导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海精神”是“万隆精神”的历史延续。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海合作组织日趋成熟，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之一。成立于2015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旨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提供了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低息融资新选择。
贺钦：自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以来，中拉各领域互利合作蓬勃发展，中拉利益交融更加紧密，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拉团结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您认为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哪些经验与成就? 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司芙兰：中拉关系正经历重要的历史时刻。2008年，中国首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指出，“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拉关系，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随后，中国陆续与巴西（2012年）、秘鲁（2013年）、墨西哥（2013年）、阿根廷（2014年）、委内瑞拉（2014年）、厄瓜多尔（2016年）、智利（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国家间友好传统的全局性合作关系，涵盖政治、文化、贸易、金融、科技及军事等各领域。2016年，中国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指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文件前言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之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将使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中国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促进中拉民心相通，中拉友谊的深化为世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国际格局的调整，中拉关系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拉领导人首次集体会晤时提出中拉“1+3+6”合作新框架。“1”指《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旨在推动中拉发展战略对接；“3”指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三大引擎，推动中拉务实合作；“6”指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六大领域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创建“中拉论坛”。2015年，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2018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举行。在中拉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每次会议都达成了重要共识与行动计划。中拉关系在政治、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与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多国庆祝或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日。2022年2月，在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访华期间，阿根廷成为第21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拉美国家。
对于中国在拉美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积极、观望和批评三种看法。积极的评价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同于以往霸权国家的新大国角色，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拉美国家实现自主发展。这需要深化对中拉差异的理解，努力寻求最大共识，积极推动中拉互利合作。中拉国际关系理论的共鸣与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实践，充分体现了深化中拉关系的重要意义。持观望态度的人认为，中拉经贸关系上的不对称会造成拉美对中国新的依附关系，为避免重蹈依附的历史覆辙，拉美国家应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批评的看法主要源自美国的煽动和抹黑，尤其是关于中国政治模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人往往鼓吹新冷战不可避免。
当前，中拉关系至少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国对拉美国家施压，企图限制中拉关系的发展。这些压力无关贸易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受美国影响较深且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国家及区域有两个：一是位于加勒比和中美洲附近的墨西哥，二是接受中国投资较多的南美国家。南美多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引发华盛顿高度关注和不安。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企图遏制中国在拉美的影响，拜登政府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交锋中也有所动作。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拉美学者提出了“主动不结盟”“战略自主”和“多重归属权”等强化拉美国家决策自主性的政治概念和理论。二是拉美地区尤其是南美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正经历深刻分化，地区团结共识有待加强。南美国家联盟艰难重启。太平洋联盟虽形式上存在，但已失去了之前的影响力。尽管采取了一些促进办法，但成员国普遍缺乏政治意愿，联盟内贸易额持续走低。
习近平主席邀请拉美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保守的军国主义形象。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企图重建美拉互信，恢复其日益衰落的地区影响。
在遵循既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只有21世纪强大的中国才能担负完善世界秩序的时代使命。随着拉美国家对中国地区认同的与日俱增，中拉交往更为密切，各领域多层次的经贸人文交流增进了双方共识与互信。尽管存在来自美国的压力，将中国视为地区及全球发展伙伴的观点在拉美占据主流，这预示着未来中拉合作议程将更加密集。
贺钦：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您认为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您对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抱有哪些期待和憧憬？
司芙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南方国家的作用是通过他们的呼声，促使国际机构的行动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中国是唯一能够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促成这一转变的国际行为体。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白皮书第三章“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指出，“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中国提出，和平发展是顺应世界潮流的选择。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思想，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近10年来，国际关系深度调整，世界正经历一场“全球混合战争”。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世界似乎再次分裂为对立的两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试图超越仅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种基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交往与合作模式，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2023年，在中国的推动下，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中国近年来与双方展开密切外交对话的成果。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的最新努力。2023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要求中国向俄罗斯施压，以俄罗斯撤军平息俄乌冲突，而中国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已充分阐明了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十二条建议。这表明，北方国家在全球层面缺乏政治对话的诚意，它们习惯于我行我素，忽视全球南方的诉求，尤其是南方国家人民的共同诉求。
只有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把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在逻辑，才能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担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将以和平力量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新合作关系，以全球安全倡议践行新安全观，以全球发展倡议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全球文明倡议创造人类现代化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