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维度、国家形象的形成、互向异构性
一、国家形象的概念及其本质之争
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不同的语境和视角下，国家形象被看作是媒体呈现、品牌联想、认知或情感的综合、刻板印象、国家实力、身份认同。国家形象概念纷争背后既有学科背景、学术立场和研究视角的不同，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研究动机的差异，国家形象的概念分歧以及对其本质的认识差异源于各研究路径所假定的前提各不相同。本文尝试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框架来解释国家形象概念及其本质纷争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差异。
（一）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世界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本质，事物基于其固有本质而独立存在，认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再现。在本质主义框架下，国家形象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客观实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表现为人们对一个国家的主观性评价。本质主义国家形象观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国家的客观状态的印象、看法、态度和评价的综合反映。①新闻传播学、营销学、国际关系学、旅游研究等不同学科视角都提出了相似的国家形象概念。
从本质主义思维出发，就容易做出这样的推理：作为主体的国家有着良好的多构面的国家形象，而外部认知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曲解甚至污名化本体，外部世界总是无法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本体。为此，作为主体的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客观实在自我设定和塑造自己的形象，并籍由各种手段将设定好的形象传播出去，从而形成合意的国家形象。②这种线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必然因果式的逻辑对国家形象的现实缺乏充足的解释力。我国十几年来形形色色的国家形象塑造运动基本遵循了这种思维逻辑，但收效甚微。国际上也有研究指出国家品牌化运动成效如何缺乏有效的经验证据支撑，大部分国家品牌化运动都是以案例的方式描述国家所做的努力，而能提供的严谨的实证证据十分有限。③
（二）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世界是被建构的产物，事物通过社会性的建构在交往互动中相互依存地存在。在建构主义的观照下，国家形象被看作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交往互动而被相关国家赋予的一种身份表现和身份认同。④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认为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可以自我设定和传播的实在，而是存在于国家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一种相互认同的关系。⑤
从建构主义思维出发，国家形象不再是先于传播而存在的前提物或某种可沟通的客观实在，相反，国家形象是国家间相互交往（包括传播）不断发生和累积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会随着双方关系和场域的变化而动态地改变。建构主义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即：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存在于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之中，国家形象是相互依赖地存在着的而非各自独立地存在着，国家形象是一个结构化的多维度的存在而非个体化的单一维度的存在。建构主义为本文拟提出的国家形象的互向异构性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国家形象的维度
国家形象的维度是国家形象理论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国家形象由哪些因素构成，不同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是回答国家形象形成问题的关键。中国学界通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基本厘清了国家形象是什么的问题，对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给出了较为丰富的解释，⑥但是对于国家形象的构成因素和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尚没有做出较为精细的论证。相较而言，国外关注国家形象维度的视角较为广阔，形成了以营销视角和国际关系视角为主的两种流派，而国内对国家形象维度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报道议题的层面，可以算作媒介话语视角。
（一）市场-营销视角
营销视角将重塑国家形象看成是在全球市场中加强国家竞争优势的工具。从营销的角度看，国家、企业或产品，在制造形象这件事上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国家比产品更加复杂，但产品品牌所使用的鼓励、刺激和操纵的技巧同样可以用于国家。⑦以增强或提升国家在目标受众中的声望为目标，创造、监测、评估和管理国家形象，这一过程被叫做国家品牌化（nation branding）。⑧国家品牌化的目的是提升国家形象，重塑国家地位，从而获得一系列在投资、贸易、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实际利益。
尽管定义略有不同，营销视角下的国家形象观都呈现出一种工具主义框架，即把国家认同看作是一种可被管理和开发的资产或负债。加上市场营销学从社会心理学继承而来的元素主义传统，使营销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具有工具性、模型化和元素主义的特点。这一类国家形象模型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安浩的GMI国家品牌指数（Anholt-GMI Nation Brands Index）和未来品牌的国家品牌指数(Future Brand’s Country Brand Index)。GMI国家品牌指数将国家品牌分为旅游、出口、政府治理、投资和移民、文化与遗产、国民等六个维度，因此被称为国家品牌六维度模型（National Brand Hexagon）。未来品牌咨询公司推出的国家品牌指数运用层级决策模型（Hierarchical Decision Model）考察国际受众（投资者、居民、游客、外国政府）在原产地、旅游、文化遗产、生活品质、价值观、商业环境和发展潜力等七个维度上如何认知一个国家。
营销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都持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在全球市场格局中每个国家都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国家的好坏优劣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比较竞争优势，因此国家形象的主要作用在于吸引游客和人才、促进投资与贸易，促进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繁荣市场，促进经济活力的提升。这一视角的缺陷是忽略了国家形象的政治、外交构面，以及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形成的国家认同。
（二）政治-国际关系视角
相较于经济优势，政治-国际关系视角关注的是如何在国际关系舞台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视角的主要代表学者范汉姆（Van Ham）认为国家有策略地管理自己的国际声望，有利于在国际政治与外交领域获得更多利益。国家品牌化实践的普遍盛行说明了当今的政治范式已经从现代的“地缘政治与权力”转向了后现代社会的“形象与影响力”。⑨这一国家形象的“后现代政治”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呼应。他们认为相较于基于领土、经济力量、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的国家治理，基于消费者选择的国家间竞争更有可能为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⑩总之，二战后世界政治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转向是各国关注国家形象并进行国家形象品牌化实践的宏观背景。
从国际关系视角关注国家形象的学者中有两位理论先驱，一位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另一位是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在博尔丁看来，形象（image）是与真相（truth）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形象是行为主体的认知的、情感的、评价的总体性结构或行为主体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决策者所依据的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形象”。博尔丁认为国家形象有三个主要维度：地理空间、相对关系和强弱判断。地理空间指国家的领土；相对关系指敌意或善意的判断，还包含关系的稳定性或安全性；强弱判断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生产能力、政治组织及其传统，自我牺牲或施加暴力的意愿，军事上的伤害能力或防御能力等，同时也包括赢得尊重与爱戴的能力。博尔丁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狭隘的国家形象持悲观态度，并呼吁用人类理性之光以文化自觉去消除这种敌意。⑪博尔丁的国家形象理论暗含了国家形象互向异构性存在的可能性。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形象不一定一致或对等，比如，A国对B国持有善意，而B国对A国可能持有敌意。
赫尔曼是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研究国家形象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赫尔曼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的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认为形象（image）是一种图式系统（schemata），形象一旦形成，认知主体会朝着与原有图式（schema）一致的方向解读新输入的信息，解释某种行为的动机。比如，一旦被认知为敌人，积极的行为会被解读为具有攻击性，而盟友发出的类似行为则不会被解读为具有攻击性意图。按照他的形象理论，认知主体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呈现为组簇化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反映了认知主体对他国的三种策略性判断，即：国力、威胁/机遇、文化比较。赫尔曼倡导以科学的而非意识形态化的，以实证的而非描述性的方法来研究国家形象问题。他认为形象研究需要进一步界定每一种形象的构成要素，厘清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确立形象、情感与政策决策之间的关系。⑫
（三） 媒体-话语视角
国家形象概念的兴起源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宏观语境，因此，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外向性、呈现性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形成的形象，⑬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的新闻与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⑭近20年来，国家在主流媒体上的媒介呈现一直是中国学界研究国家形象的主要内容。除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纪录片、文学等传统信息载体之外，在信息通讯和网络技术驱动下不断出现的新的媒体形式，如：微博、短视频、社交媒体、小程序,也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媒介形象研究通常将国家形象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社会的等维度，这些维度基本上就是媒介内容话题的分类。
我国新闻传播、公共外交、国际关系、语言研究、文学艺术等人文社科学界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大量的梳理。这些研究以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主要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大国崛起，海外媒体持续关注中国；⑮经济上繁荣开放，以挑战论为主；⑯政治上保守专治，敌对意识严重；⑰军事上实力雄厚，威胁论为主；⑱文化上，肯定中国古代文明，忽视中国现代文明成就；⑲总的来说，误解普遍存在，负面报道过半。也有研究者从西方媒体制度、新闻内容生产、政治与媒体的互动方式、价值观体系等角度解析中国在海外遭遇的形象困境，呼吁深入研究西方媒体的思维模式和运作特点，跳出“自我”从“他者”的视角解读海外媒体上的中国形象。⑳
在万物皆媒的媒介化生存环境下，基于媒介话语分析的国家形象研究仍然具有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单纯的媒介形象研究往往忽略了国际新闻生产与国家形象呈现之间的复杂性与互动性，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利益取向和社会环境作用于媒体的信息生产，单纯基于话语和文本抽离出国家形象，很容易使结论简单化、脸谱化。不同国家的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关系、文化心理、人员往来等各种因素都会使得国家形象出现差异性建构。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1.国家形象的形成维度
国家形象的维度问题是国家形象理论的重要基石。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是什么？这些维度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维度、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基于对国家形象概念、本质及其形成维度的回溯与辨析，本研究认为：
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所持有的态度、观点、情感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结构性系统。换言之，国家形象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于某个国家的视觉的、语言的、行为的等各方面综合的联想，而这些联想体现在与该国相关的愿景、价值、文化、传播等方方面面。
因此，国家形象研究应该超越单一视角，融合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全球化、媒介化、文化化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及其构成要素问题。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将国际关系、市场营销、新闻传播的视角融合起来，提出第一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是什么？
研究问题2：国家形象维度的构成因素有哪些？
2.国家形象的互向异构性
人们头脑中的综合联想体现为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所持有的组簇化的知识体系。在国家形象研究中，认知客体是一个国家，认知主体亦是一个国家，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是反观当下国内外的国家形象研究，大部分研究都持有一种“自我中心视角”，以本国为主体（接受方），他国为客体（投射方），探讨客体与主体，投射与接受的关系。但是，如前所述，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业已形成的形象是双方的互动不断发生和积累的结果，它不是某一时间段内某种信息渠道单独导致的。
国家形象具有互动性、长期性、多渠道性等特点。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国家形象，应该避免单向度和主体中心的视角，而应采用主客体多向度同步配对观察的方法。这一方法在概念上更符合国家形象的定义，在结果上也能够更好地反映主客体长期互动的结果。据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二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3：在配对考察的主客体国家间，国家形象维度是否存在互向异构性？
研究问题4：国家形象维度的互向异构性呈现出哪些特点？
（二）研究方法
1.问卷及样本
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的、批判的多，经验的、实证的少，尤其是规范的实证研究更少。有学者认为研究形象感知需要将认知情境与个体的认知能力结合起来考量，因而无法准确测量。㉑也有研究者指出国家形象概念宏大，需要长期积累大量精准的观察数据和经验数据才能明确其维度和构成要素。㉒
本研究采用基于问卷调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观测国家形象维度。问卷包含国家形象认知与态度、信息渠道接触、体验经验与行为意向以及个人信息四大部分。通过对国内外国家形象理论的梳理与重构，本研究开发了一套国家形象维度测量量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两国关系、产品、国民等不同构面共27个测试项，均使用语义差异法李克特5分量表测量。
为了更好地研究主客体互动投射中的国家形象，本研究选取“中国——韩国”作为配对国家，使用同一问卷，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先后在中国与韩国大学生群体中实施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54份，其中中国357份，韩国297份。
2.分析及检验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在SPSS 22中对观测数据进行非先验性的主成分提取，自然析出不同的因子，以探讨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和不同要素。KMO检验结果显示：中国调查问卷的KMO值为0.920，韩国调查问卷的KMO值为0.817，二者Bartlett检验显著度p<.001,说明本研究采集的数据合适做因子分析。
研究选取了公因子方差>0.600的测试项进行自由因子提取，以排除部分解释力度较低的测试项干扰。其中，参与因子提取的中方问卷测试项为19个，在特征根大于1，迭代次数为6时，一共提取出4个因子，解释度为61.409%；参与因子提取的韩方问卷测试项为16个，在特征根大于1，迭代次数为7时，一共提取出5个因子，解释度为63.457%。
为进一步探讨国家形象形成维度的结构性差异，本研究对各析出因子与行为意向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相关性检验显示，韩国大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五个因子均与其到访中国的意愿相关，因而可尝试进行回归；而中国大学生眼中的韩国形象四个因子中，因子4与受访者访问韩国的意愿不相关，因而取前3个因子进行回归分析。
从多元逐步回归中可见，中国大学生眼中的韩国形象三个因子逐一加入回归模型，模型均通过且未有变量被剔除；韩国大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五个因子逐一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均显著，同样未有变量被剔除。根据逐步回归分析所得各因子系数，可比较因子间的作用大小和优先顺序。
四、研究发现
（一）国家形象认知对比
1.总体差异
总的来说，中韩两国对彼此的形象认知存在较大差异，韩国的形象好于中国。韩国在5分李克特量表中的得分均值为3.26，而中国的均值为2.74。以3为基准值的话，韩国形象在正向上高出0.26，中国形象在负向上低出0.26。中国人对韩国的形象认知总体上偏正面，且内部意见差异不大，折线形态呈扁平状，得分的最大差值为1.47。而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认知则呈现锯齿状分布，得分的差值为2.49，意味着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认识差异较大，评价极高和评价极差同时存在，总体为轻微负面（如图1）。
2.典型画像
根据形象认知的高、低分值表，我们可以描绘出两个的典型画像。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力量（4.15）和经济实力（4.13）的超级大国。中国的文化（3.9）具有吸引力，中国人很爱国（3.81），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3.8）。但是，中国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1.66），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1.72），中国的产品价格贵（1.93），但是品质并不好（2.09）。中国的公共安全似乎也颇不让人放心（2.04）。
相比之下，在中国人眼中，韩国是一个凝聚力很高的国家（3.99），是一个开放的国家（3.78），韩国人非常有礼貌（3.81），生活水平似乎还不错（3.53），环境也比较卫生（3.53）。但是，韩国是一个政治上不太稳定的国家（2.52），韩国人似乎不大可信（2.84），也不大友好（2.73），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错（2.95）。中国年轻人对韩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较低（2.63）。
（二）国家形象的维度和构成因素
根据对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测试项的解读和分析，本研究为各维度进行了命名。中国大学生眼中韩国形象由四个因子构成，第一个因子说明力为17.473%，Cronbach α=.836，该因子描述了对韩国文化及韩国人的印象，故命名为“文化与人”。后面依此类推，分别将余下三个因子命名为 “经济与社会”“两国关系”以及“产品”。韩国大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由5个因子构成，第一个因子说明力为13.6%，Cronbach α=.813。该因子描述了对中国人的印象，故命名为“中国人”。后面以此类推，分别将余下四个因子命名为 “产品”“社会生活”“两国关系”以及“国家实力”。
1.共有维度
本研究发现，国家间的形象认知既有共识维度，也有共性维度。共识维度和共性维度共同构成了共有维度。共识维度指两个国家对彼此的形象认知在某些方面一致度较高。比如：中韩两国对彼此的技术能力的认可高度一致，差值仅为0.07；都认为对方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差值为0.08；都给对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差值为0.10。两个国家之间的共识维度越多，差异越小，说明两国人民之间越相互了解，越倾向于形成彼此良好的国家形象。
共性维度指两个国家在对彼此的形象认知中使用了相同类别的维度。在中韩两国，产品、文化、国民、社会生活、两国关系、国力等六个方面呈现为共性维度。从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来看（表5），产品、国民、文化维度超越了国家实力和两国关系，成为最凸显的构成维度。这些共性维度打破了以往研究所揭示的以政治、外交、国力为主的国家形象认知框架呈现出国家形象认知重心从宏大的抽象的国家话语向日常生活可触达的消费话语转移的趋向。
2.优先次序
国家形象虽然呈现出共有维度，但是每个国家赋予各维度的优先级别不同。对于探寻国家形象的含义，“不同维度的优先次序如何”比“形象由哪些维度构成”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韩国人虽然高度评价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实力，但是中国实力在他们的国家形象认知上并不是最被看重的，相反，中国实力维度排在中国人、两国关系、中国社会生活维度的后面。
而中国人看韩国的优先次序则是韩国文化与韩国人、韩国产品、两国关系。这反映了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更多是通过韩国文化和韩国人、韩国产品来实现的，韩国产品与韩国文化在韩国国家形象形成上的贡献大于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表现。形象维度的优先次序揭示的现象耐人寻味，优先次序能够探测到两国关系的现实语境与国家影响力真实的运动方向，能够使国家形象的研究从静态的现象层面深入到动态的肌理层面。
3.外向互异
在配对考察两个国家对彼此的国家形象认知时，本研究发现国家形象维度存在互向异构性特点。首先，主客体国家间，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不尽相同，构成各维度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我们称其为外向互异性。其次，同一国家内部在同一维度上给予对方的评价也呈现差异性。我们称其为内向互异性。外向互异性与内向互异性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的互向异构性。
在外向互异性方面，中韩两国在文化维度上的认知差异是非常典型的例证。中国人对韩国文化的实力（3.36）、韩国文化的多样性（3.34）、韩国重视文化推广（4.06）和韩国文化推广成功（3.86）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可以看到，韩国文化是中国人接触韩国的重要途径，韩国文化对塑造和提升韩国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相反，韩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却相当低（2.20），对中国文化实力的评价也不高(2.70)。这对于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事实。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尤其是韩国年轻人中的传播成效较低。在两国文化是否相似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两国文化相似（3.13），而韩国人则不太赞同两国文化相似（2.96）。中韩两国在文化相似性认同上的差异，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韩国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较低或者说不认同中国文化有可能是影响中韩两国互信、互敬的隐蔽的障碍。
中韩两国在国家形象文化维度上的异构性为反驳本质主义研究路径提供了证据。如前所述，本质主义路径假定作为主体的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客观实在塑造自己的形象，并籍由各种手段将设定好的形象传播出去，从而形成合意的国家形象。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拥有悠久的、丰富的、灿烂的文化，中国只须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国门，就可以让外部世界形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认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必然因果式的思维逻辑被本研究的经验数据证明是无效的。
4.内向互异
国家形象的认知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国家内部。这一点在文化认知上表现得最突出。在所有的题项中，韩国人对中韩文化是否相似的意见分歧最大，标准偏差1.028；中国人对中韩文化是否相似的意见分歧也很大，标准偏差1.013。中韩两国同处于东亚地区，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但是两个国家内部对两国文化是否相似的问题均表现出较大的意见分歧。相较而言，中国赞同两国文化相似的意见（3.13）高于韩国对两国文化相似的意见（2.96）。这一发现很有趣，值得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探讨。
与此类似，在所有题项中，中国人对韩国文化实力的评价分歧最大，标准偏差1.073。说明一部分人认可韩国的文化实力，另一部分人不愿意给予韩国文化更高的评价。而韩国人对中国人是否爱国的意见也不一致，标准偏差1.008。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爱国，另一部分人则对中国人的爱国行为做出了其他解释。这说明，对同一种行为、同一种现象，他国受众也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评价。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配对考察国家形象认知及其构成维度时，我们发现主客体国家间存在国家形象的共识维度和共性维度，我们将其统称为国家形象的共有维度。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驱动下的万物皆媒时代，产品、国民、文化、社会生活等日常生活可触达的消费话语超越政治、经济、外交等国家话语维度成为凸显的共性维度。两个国家之间的共有维度越多，差异越小，说明两国人民之间越相互理解，越倾向于形成良好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虽然呈现出共有维度，但是每个国家赋予各维度的优先级别不一样。对于探寻国家形象的含义，其构成维度的优先次序往往比其具体的构成维度包含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形象维度的优先次序能够揭示两国关系的现实语境与国家吸引力在不同层面上真实的运动方向，能够使国家形象的研究从静态的现象层面深入到动态的肌理层面。以中韩两国为例，韩国人看中国的优先次序分别是中国人、两国关系、中国产品、社会生活、中国实力；而中国人看韩国的优先次序是韩国产品、韩国文化与韩国人、韩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两国关系。可见，国力强大并不必然转化为良好的国家形象，把产品做好，让你的文化被人喜爱，让自己的国民幸福且被人尊敬是通向良好国家形象的真实路径。
本研究通过同步配对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国家形象具有互向异构性特点。一方面，主客体国家间，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不尽相同，构成各维度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我们称其为外向异构性。另一方面，同一国家在同一维度上给客体的评价也呈现差异性，我们称其为内向异构性。外向异构与内向异构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的互向异构性。在国家形象的众多维度中，文化维度在异构性上的表现最为突出。中韩两国对文化相似性的认知和对彼此文化实力的评价呈现出外向互异和内向互异的双重特点。这说明国家形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媒体现象或国家实力的外显。
如前所述，在国家形象研究上，本质主义路径和建构主义路径的逻辑假定截然不同。简言之，本质主义主张国家形象是既定的客观实在的传播，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是存在于主体间性的认同关系。以往我国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与传播实践基本遵循本质主义路径，但是20年来，理论上的困窘和实践上的成效甚微都说明了这一路径的局限。本研究在建构主义路径下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初步验证了国家形象的主体间性特点，探讨了国家形象的维度及其互向异构性，取得了一点进展。未来，随着更多配对实证研究的积累，对于国家形象维度及其构成要素的研究可以得到更好的验证。
、
文春英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
吴莹莹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研究成果，原载于《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
